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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金铜佛像与汉藏文化交融
来源: 中国文博网摘录 编辑: 李晓梅 日期: 16-09-12

 白驹过隙,韶华易逝。虽然十个春秋过去了,但深受明清佛教造像艺术震憾的那个场景,却依然珠烁晶莹,鲜如当初。

  那一天,当我虔诚地走进李巍金铜佛像展厅时,便有了置身旷世古刹的感觉。眼前藏香缭绕、佛光辉映,耳际梵呗飘渺、似远犹近。端祥数以百计的各类佛像,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款的金铜佛像,风格汉藏交融,外观雍容华贵,给人以不可名状的视觉冲击与绵想冥思。

  在千姿百态的佛像中,佛祖诸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神态庄严,似在观照众生的福祉。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似在倾听信众的诉求。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目极大千,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伎乐身态婀娜多姿,各俱丰采,让人联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绚丽盛景。这些造像艺术中的东方瑰宝,以其古雅幽深的沉静和纤尘不染的光鲜,净化人的心灵,慰籍人的感情,使我们一行观瞻者久久驻足,流连忘返。

  “大乐之成,非取乎一音”。这批堪称国之瑰宝的金铜佛像初次面世,学界业界方家始则为之一惊,继则趋之若鹜,前往观瞻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大德高僧数以千计。从2007年起,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王尧、谈锡永、步连生、孙国璋、金维诺等国学界、藏学界和佛教造像界的耄宿,对这批珍贵文物的考证和研究给予密切关注与具体指导,著名藏学家、佛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沈卫荣教授,著名佛教造像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研究员,更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联手国内外资深学者,分别对这批藏品进行了文献考证和实物鉴定。青铜器文物鉴定专家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研究员,以及专程来华的美国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科学家皮特•梅尔斯博士,还分别用现代精密仪器分析了这批藏品的化学成份和成像年代。在这之前,故宫博物院罗文华副研究员捷足先登,于2004年年底,先后在成都、兰州和银川等地对这批文物中的数百件金铜佛像进行跟踪研究拍照,并对其中的上百尊写出了言之凿凿的鉴定结论。

  近几年来,参与研究这批文物的专家学者苦心孤诣,通幽洞微,已经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对于佐证并拓展汉藏文化交融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弥足珍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同时也从一些侧面对蕴含其中的丰厚历史信息作出了耐人咀嚼的解读。

  解读之一:永乐造像风格,贵在汉藏交融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虽几经兴废,仍在变革中发展。在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甚至生活习俗的同时,佛教造像也逐步淡化梵像风貌,展现出本土造像的神韵,显示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汲纳与包容。

  藏传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以及汉藏交融风格的佛教造像,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在吸收犍陀罗和印度佛教造像风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造像,是佛教演变的精神载体,是人类智慧的文化遗存,更是汉藏历史交融的艺术结晶。

  汉藏佛教文化交融源远流长,自元朝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版图,藏传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日趋深入。永乐时期的宫廷佛教造像,在继承元廷造像风格的基础上,从汉藏信众共同接纳的艺术形象着眼,把各美其美的汉藏造像元素有机融合,铸成了美美与共、汉藏交融的永乐金铜佛像。解读这一艺术瑰宝蕴含的历史信息,既有助于了解汉藏佛教交融的历史缘由,更有助于认清汉藏民族和谐的历史必然。

  纵观我国近两千年的佛教造像史,永乐宫廷造像所具有的标程百代的地位是无以替代的。其时,在隶属于“御用监”的“佛作”中,技艺精湛的工匠在官吏的监督下,依据宫廷要求和藏传佛教定型的造像模式,融入内地传统的审美情趣、表现手法和工艺特点,按照严格的量度和仪轨统一制作佛像。由于选材用料考究,制作规范精细,600多年来永乐造像以神韵精美曼妙、仪态华丽端庄而独步中外;以造型匠心别具、风格兼容汉藏而冠绝古今。时至今日,美仑美奂的永乐宫廷金铜佛像,依然让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俗信众为之倾倒。

  永乐造像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在巧不可阶的工艺水平上,更体现在汉藏交融的造型特征上。这种亦藏亦汉的殊特造型,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蕴含着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和谐的原始信息。是汉藏交融历史本真的艺术表现,展示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血脉共通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为我们研究西藏的发展史和明代的治藏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金铜见证与确凿无疑的人文标识。

  明成祖朱棣是否诚信藏传佛教,《明史•西域传》谨以“兼崇其教”(指藏传佛教)一笔带过。治史诸家虽各有断,但因史料见绌,迄今尚无定论。不过出于政治目的,成祖以推崇藏传佛教为名,设法笼络藏僧上层则是不争的事实。其中金铜佛像作为回赐入贡藏僧首领的贵重礼品,把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造像元素精心整合,使之成为汉藏佛教信众都能认同的造像艺术,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翔实的史料探究形成这一艺术风格的具体过程,但成祖主导下的宗教理念和价值取向,无疑是永乐造像风格的基本依据。这是朱棣对佛教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宝贵贡献。

  解读之二:借重藏传佛教,旨在安疆固土

  宗教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形式的宗教艺术,都是与其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背景紧密关联的。永乐造像亦不例外。这种造像的汉藏交融风格和流金溢彩身价,就是成祖借重藏传佛教,感化藏区僧众,增强藏民对大明王朝的国家认同,进而实现其安疆固土目的的治本之作。

  为了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元朝皇室在西藏归顺元廷前后,就特别支持藏区势力最强的萨迦派发展。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更尊奉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后又加封其为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在元朝中央的推动下,喇嘛教在藏、蒙和汉族地区加快传播,其布法之广,教徒之众,影响之大,一度臻于极盛。鉴于喇嘛教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广泛影响力,明初诸帝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⑴的“怀柔远夷”策略,不但没有中断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而且继续沿袭元朝的政策,给喇嘛教以优渥礼遇。通过“仰僧善道”,“化愚俗,弭边患”,⑵积极凝聚藏传佛教僧众对明朝皇权的向心力,强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基础,防止西藏上层因中央政府改朝换代而裂土自重,脱离大明一统。明廷的治藏政策,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方法,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制定和实施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永乐造像艺术独特风格的出现,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藏族群众全民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领袖在藏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争取藏区宗教上层人士为明中央政府所统辖,是治理西藏的根本途径。据此,明立国伊始即遣使入藏,告谕各个部族教派,明朝已经建国,并招谕元朝旧封官员入朝受职。⑶洪武六年(1373),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入朝,被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60人悉数封授。次年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又被尊为帝师。⑷这几次重要封授,为喇嘛教接受明朝的管治奠定了基础。

  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教更为重视,在改变独尊萨加派旧制的同时,对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政教首领均于敕封,共尊厚待,不断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上层喇嘛的直接联系,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制度安排和统治秩序。其主要政策举措是:

  众封多建。永乐年间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其他僧官受封者不计其数。⑸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分设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级别。为了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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